1993年，美国遗传学家迪恩·哈默（Dean Hamer）首次提出“同性恋基因”（gay gene）理论，引发全球关注。性取向到底是先天基因决定的，还是后天环境影响？多年来，人们从生物学、社会学、民俗学、心理学等角度，对生物界中存在的同性恋现象开展调查和研究。随着基因科学的发展，一些从事生物学与社会学交叉研究的学者，开始探索基因与性取向的关系。阿兰·桑德尔斯博士（Alan R. Sanders）是美国伊利诺伊州埃文斯敦医院（Evanston Hospital）西北研究所（NorthShore Research Institute）的学者。西北研究所在基因研究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桑德尔斯教授是该所行为遗传学（Behavior Genetics）研究的负责人。他领导的小组一直在就基因与同性恋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该团队根据对409对同性恋兄弟及其异性恋家属的血液研究，得出最新研究成果：在人类的X染色体与第8染色体上，存在着同性恋遗传信息。桑德尔斯对自己的研究充满信心，他宣称，研究报告“大大削弱了所谓‘性取向是可以选择’的论调。”

桑德尔斯的研究报告，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新鲜，早在1993年，美国遗传学家迪恩·哈默（Dean Hamer）就首次提出了“同性恋基因”（gay gene）理论，即人类性取向受基因影响，他认为该基因位于X染色体上，由母亲遗传。该理论引发全球关注。当时，哈默等人调查了40名男性同性恋者，经他们同意提取其细胞做基因检测。他们发现，这40人中，有30多人X染色体中具有相同的Xq28基因，因此认定Xq28基因可能控制着男性同性恋行为和趋向。不过多年来，美国恐同（homophobia）人士一直对哈默的研究加以谴责。而桑德尔斯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或许证明哈默的说法是对的，而且他们还扩展了哈默的学说，即不止X染色体上存在“同性恋基因”。还有一点，桑德尔斯的样本人数也比哈默当年大大增加了。2014年6月5日，《华盛顿邮报》对西北研究所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了报道，文章采访了该所一位参与研究的迈克尔·贝利（Michael Bailey），他说，“性取向与后天选择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的研究表明性取向可能受基因控制，我们已经有证据可以证明，有两组基因会影响男性的性取向。”但在那篇文章中，贝利并未把话说死，他又说，“基因的作用不完全是决定性的，肯定还有一些环境因素。”荷兰神经学专家迪克·斯瓦布（Dick F. Swaab）曾撰文指出，女性在怀孕期间的行为或所处环境，对孩子天生是双性恋或同性恋者的几率有一定影响关于性取向先天还是后天的争论，目前远未到终结的时候。即便是桑德尔斯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如今也面临正反两面影响。

先说消极面，假设真的存在“同性恋基因”，并且该基因决定了一个人是“同志”（gay）还是“直人”（straight），那么抛开那些持抵触态度的保守人士不提，另外一些保守人士在接受“同性恋基因”的同时，也开始对一些“同性恋基因”研究项目进行资助，其出发点是将“同性恋基因”视为“基因缺陷”，他们试图通过“基因药物”或“基因治疗”的方式，彻底解决性取向给他们带来的“烦恼”。不过，从积极面来说，“同性恋基因”会给那些挣扎在性取向认同的人们带来哪怕是心理上的宽慰，让他们明白自己与异性恋一样，没有什么不正常。